《文学论：默识录》是一部深入探讨文学本质与理论的著作。该书由刘永济先生所著，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分为《文学论》与《默识录》两部分。《文学论》部分从文学的本质、功能、分类及创作规律等方面展开系统的论述，涵盖了文学工具论、艺术审美观及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等多个层面。《默识录》则以札记的形式，收录了作者对传统诗话与桐城文论的深入反思，展现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见解。

文学论：默识录内容简介 (一)

文学论：默识录内容简介

贡献者回答《文学论:默识录》是一本集合了《文学论》和《默识录》两部作品的书籍，其中还包括了十九篇学术论文，被辑录为“论文拾遗”部分。这些论文的整理工作是由暨南大学的刘绍瑾先生负责，他以原版《文学论》的太平洋印刷公司一九二四年本为校订基础，对《默识录》则采用了作者的手稿整理方式。刘先生还在《文学论》的书末添加了自己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刘永济撰版本目录汇编》和《编后记》。

“论文拾遗”和“翻译小说”这部分的内容，特别感武汉大学档案馆和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每篇文章的末尾都详细标注了它们的刊载来源，以便读者了解和查阅。这本书的编纂工作精细且详实，体现了作者及整理者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对文学的热爱。

求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的赏析 (二)

贡献者回答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转贴]

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想象说”的意义--

--作者:张煜

【原文出处】: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

【原刊期号】:200301 【原刊页号】:15～19

【复印期号】:7 【分类号】:J2

【内容提要】: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引入西方原始思维理论的视野和批评方法，通过“

【文摘】:文论研究

【英文文摘】:Wang Guo-wei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and literary critical approach o

【作者简介】:张煜(1972-)，男，广西桂林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200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

【正文】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3)01-0015- 05 对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已成为显学。多数人认同的意见是：他发表于 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首创以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来解读、评价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可视之为中国现代批评的开端；而《人间词话》在重返中国传统词话形式的表象下，给传统的形式和审美趣味注入了新的批评精神，目的是建构一套同时能超越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学批评的新批评理论和思维方法。这两篇文章皆受到批评史论者的极力推崇。笔者以为，相比上述两篇，影响较小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也应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如果说《〈红楼梦〉评论》以全新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以及略带偏激的“误读”，力求摆脱传统批评的局限，那么《屈子文学之精神》的批评路数，则是寻求二者的契合交汇之处。这篇文章实现了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思维同中国传统批评方法和材料的较好契合。 又，佛雏先生的《王国维诗学研究》及温儒敏先生的《中国现代批评史》，都有专节论述《屈子文学之精神》，并有颇高的评价。然二位皆着眼于王氏自身的理论体系发展和批评模式的演化而视“欧默亚之人生观”为该文的核心概念，就二位先生自身的批评理路而言，这固然是恰当的。但《屈子文学之精神》作为论屈骚之作，将其置于与王氏之前历代评论屈骚的文章的比较之中，另一个概念——“想象”便会凸显其关键的意义。王氏标举“想象”以论屈骚，不仅是他所追求的汇通中西的批评思维的结晶，而且在实际的批评效果上，也超越了前代的屈骚批评而独见卓识。 一、“想象说”之分析 “想象”一词，曾见于屈子《远游》“思故旧以想象兮”（注：“思故旧以想象 ”之“象”，亦作“像”，古字中二者通用。见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81页。）之句。有论者认为这说明了屈子对“想象”这一艺术创作思维方式的自觉，其实，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对“想象”作为创作思维方式的认识，既需历代文学创作经验的累积，更要有强烈的理论意识。显然屈子的时代，尚无这样的可能。明确从理论意义上用“想象”的概念来界说屈骚的，则开始于王国维。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视“想象”为构成屈子文学的两大因素之一。王氏认为屈原是“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注：本文所引用《屈子文学之精神》之文字，皆出自《王国维遗书（第5卷）·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其作品是当时的南北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屈原的作品正体现了这样的结合。在他看来，屈子之所以能为“大文学”，“想象”是其中关键。 王氏的论述，细绎之，可有如下的层次： 其一，想象为诗歌之原质。艺术想象其实是文学艺术创造中必需的心理活动机能，是创作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其重要性与特点为许多中外文论家所察觉。陆机《文赋》之“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之“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皆可视作对想象的精彩描述。“想象”同样也受到西方文学理论家推崇。黑格尔说“如果谈到本领，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 （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7页。）。别林斯基指出诗人“必须天生赋有创造性的想象，只有它才构成诗人之所以有别于非诗人的特长 ”。（注：《外国作家理论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这些都是将“想象”当作创作的普遍原则而予以重视。王国维试图从文学的普遍原则开始，以界说屈原的文学精神。他说南方人想象丰富，“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所以优于北方文学者也”，而“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想象力之重要，“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屈子正是以“伟大丰富之想象力”才写出“古代北方文学之所未有” 的“大诗歌”。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王氏还强调了想象的自由性，因为有“丰富之想象力”，屈子文学“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培根认为“诗是真实地由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的想象而产生的”（注：《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47页。），所谓“不为物质法则所局限”即是对艺术想象的自由性的认识。想象是人类诸种心理中最不受限制的一种，在创作活动中，想象可以超越具体的人、物和逻辑的局限，体现出创作者心灵的极大的自由和艺术形象创造的无限可能。屈子诗歌驰骋想象，上天下地，神游八荒，时空大幅交错跳跃，创造了许多奇异、雄浑的艺术形象。王国维以“自由之游戏”视之，十分准确地把握了“想象”的心理特点。 其二，“想象力”与原始思维。屈子的作品充满夸奇比喻和瑰丽色彩，创造了奇异的神话世界。屈骚这一特点，一直为传统批评者所论说，而且争议极大。王国维并未如传统论家那样停留在内容的罗列与求证上，而是视之为“想象力”的产物，试图对其思维方式作根本的把握。 他认为构成屈子文学精神的“想象”是根植于南方文化土壤中的。王国维说：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之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 那么南方文学何以有如此的丰富想象力，他接着说： 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也。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 王氏的见解，颇类似西方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理论。年代远早于王国维的维柯在原始思维研究尚未有实证的时期便推测，原始人的思维有一种“诗性智慧”，他说： “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这种玄学就是他们的诗，诗就是他们生而就有的一种功能。”（注：维柯：《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162页。）体现于“感觉力”和“想象力”的“诗的本性 ”是文明社会难以理解和企及的。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想象力”和“诗性智慧”被人们从原始思维特点的角度加以理解。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叶·莫·梅列金斯基在纵览西方文化人类学关于原始思维的诸种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原始思维的特点是由于原始人不善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分所致，它的一般性质是“ 浑然不分”，即“主体与客体、物质的与观念的（即对象与符号、事物与叙说、存在与称谓）、事物与其属性、单一与众多、静态与动态、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等等之区分的朦胧”（注：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 181、182页。）；另一性质是“抽象概念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发展阶段”（注：叶·莫 ·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182页。），原始思维不能离开具体可感的事物，认识事物须借助感觉属性的类比来实现。另外，在原始思维中“逻辑思维本身尚未与情感的、激奋的、运动的因素充分区分”（注：叶·莫 ·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81、182页。），原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充满激情和惊奇的。王国维所言南人“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即是指上述的原始思维特征。原始思维的“浑然不分”状态、“感觉类比”的方式和 “激情”，使原始人将人的欲望、情感及各种生命本性赋予自然界，这种思维方式，与艺术创作的思维是极其类似的。因此，原始思维的特点，对于审美而言，便是“想象力”和“诗的智慧”；“文明”社会视为艺术创造手法的“想象”，对原始人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日常思维方式。王国维是否受到西方原始思维研究理论的直接影响，其明显证据尚可存疑。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文化人类学成果频出的阶段（注：在王国维1906年写作《屈子文学之精神》前后出版的重要文化人类学著作有：1871 年爱德华·B·泰勒《原始文化》，1890年詹姆斯·G·弗雷泽《金枝》，1899年斯潘塞和吉伦《中部澳洲的土著居民》，1910年列维·布留尔《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1913年弗洛依德《图腾与禁忌》。），王国维又致力于西方理论的引入，对西方学术的新动向有所了解是可以肯定的。他论述“伟大丰富”的想象力只能为处于“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的南方所独有，有如儿童想象力的活泼，并以希腊印度的神话相类比，这一思路与维柯、布留尔等人的观念极为相似。他还在《人间词话》中说：“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注：见滕咸惠：《人间词话新注》，第28条，齐鲁书社1981 年版。）从中也体现了王国维对文化人类学眼光的借重。刘绍瑾先生在其近著《复古与复元古》中指出王国维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自觉地运用现代人类学观念与方法来解释屈子文学精神的佳作”（注：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1年版，第324页。），这一判断是极具洞见的。 在屈原的时代，楚国尚处于原始文化尚存残余的时期，楚人还沉浸在神话世界中。屈骚则充满奇异的想象，多姿多彩的形式，人神共处的世界，以原始思维视之，这其实是存在于“落后”社会中“诗性智慧”的本性所致。王国维从原始思维的视角观照“南方之想象”，恰当地阐释了地域民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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